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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学研究】陈慧荣、齐伟辰:治乱之道:革命理论回顾与前沿
发布时间:2019-02-21 08:25:42 作者: 浏览次数:

【内容摘要】秩序与革命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欲求长治久安,则必先洞彻革命的逻辑。什么是革命?为什么有些社会发生了革命而另一些社会能持久稳定?革命的动态过程有什么特征?革命对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和社会平等等重大问题有什么影响?本文从社会科学视角出发,批判性地回顾和梳理了四代革命理论,检视了革命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并提出和考察了若干前沿性研究。

【关键词】革命;革命理论;革命原因;革命过程;革命结果;革命研究方法


古今中外的学人和当政者,都在孜孜不倦地探求长治久安之道。从贾谊的《过秦论》和《治安策》,到现代的社会治理研究,再到西方学界关于政权韧性的研究,都体现了这种努力。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时洛阳纸贵,也反映出各界人士对于这个问题持续不变的兴趣。

革命与秩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欲寻求长治久安,则必须要理解革命的逻辑。什么是革命?为什么会有革命?为什么有些社会可以长久稳定,而另一些社会会爆发革命?革命的动态过程有什么特征?革命对于一个社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如何更好地研究革命?本文旨在梳理既有革命理论,讨论革命研究的前沿问题,引导读者用社会科学思维思考革命和秩序问题。

一、什么是革命?

在比较政治研究中,革命恐怕是受到关注最多的一种政治暴力。毛泽东在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过的一段话广为流传:“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是一个革命者从阶级斗争视角对革命的一种生动阐述。

那么,到底什么是革命?在学术界,关于革命的定义不断演变且充满争议。早期的革命研究主要集中于近代历史上几次“大革命”(great revolutions),比如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776年美国革命、1789年法国大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以及1949年中国共产主义革命。革命的定义显然受到研究对象数量有限的影响。斯考切波在其名著《国家与社会革命》中对革命界定如下:“社会革命是一个社会的国家政权和阶级结构都发生快速而根本转变的过程,与革命相伴随、并且部分地实施革命的是自下而上的阶级反抗”。[1]可见,斯考切波所代表的那一代革命理论家都是深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结构主义者,服膺于阶级斗争学说。亨廷顿对革命的定义大致相同,“革命是一个社会主导性价值观和信条、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层以及政府活动和政策在国内层面的快速而剧烈的根本性变化”。[2]何谓快速变化?古德温有不同看法,他认为,革命最好被视为过程而不是事件,时间跨度是很多年甚至数十年。[3]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世界革命形势的变化不断刷新人们对革命的认识。革命不再是阶级斗争那么简单。因此,革命的理论朝着三个方向发展。[4]首先,研究视野不再局限于少数“大革命”,更多事件被纳入革命的范畴。其次,研究开始反思第三代革命理论,挑战其结构主义,更多强调人的能动性、意识形态、文化以及偶然性。第三,把革命纳入抗争政治的范畴,借用社会运动理论来重新理解革命。

古德斯通提出一个新的定义:革命是以社会正义为名、通过大众动员(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参与)强力(forcible)推翻政府,以创造新的政治制度。[5]在古德斯通看来,革命必须同时具备这四个基本要素:以追求社会正义为旗号、广泛的大众动员、强力推翻政府和创造新的政治制度。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事件都不能称之为革命。

革命可以按照多个标准分类。按照结果划分,既改变政治制度,又改变经济社会结构的革命被称为“大革命”,只改变政治制度的革命被称为“政治革命”;底层阶级参与的革命叫做“社会革命”(social revolutions),[6]如果革命由精英发起进而发动大众参与,则可以叫做精英革命或者自上而下的革命;[7]在暂时胜利或大规模动员之后没有巩固权力的革命叫做流产的革命。按照革命发起地和推进方向划分,亨廷顿把革命分为两类:边缘地带革命和中心地带革命。[8]按照指导意识形态分类,革命可以分为自由主义或宪政革命(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如中国和俄国革命)和伊斯兰革命(如伊朗革命)。

二、为什么会有革命?

为什么革命会出现在某时某地而不是别的时候别的地方?解释革命的起源是革命研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按照古德斯通的归纳,近现代的革命理论可以分为四代。[9]以下按照他这个框架依次介绍每一代革命理论。

(一)第一代革命理论:描述和概括

第一代关注革命的自然发展过程(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s),试图归纳出革命共有的模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仔细考察了西方几大革命(如1640年英国革命、1776年美国革命、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革命),提出了一些规律性的经验总结。[10]

他们发现如下一些革命的共同特征:(1)革命之前,大量知识分子不再支持政权,开始批评政府,要求实施重大改革;(2)旧政权垮台前夕,往往尝试扶大厦于将倾,通过实施变革来回应批评;(3)旧政权的倒台不是始于革命反对派的冲击,而是政府无力应对经济、军事和政治难题引发的政治危机;(4)旧政权垮台后,革命阵营往往会分裂为不同派别,如激进派、保守派和温和派,而革命阵营的对立会导致军事政变或者内战;(5)温和改革派往往率先掌握革命后的政权;(6)当温和派组织政府和恢复秩序时,往往会继承旧政权的某些组织形式,与此同时,激进派会动员支持者采取新的组织形式来挑战温和改革派;(7)革命成功后,组织和意识形态的重大转变不是发生在旧政权垮台之初,而是发生在激进的大众动员型组织成功替代温和派之后;(8)革命带来的混乱和激进派的强力控制,往往以暴力强加的秩序收场,如法国大革命后的恐怖统治;(9)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的斗争以及革命捍卫者与外部敌人之间的斗争,往往会让军事领袖掌握绝对的领导权;(10)最终,激进派失势,温和派重新掌权,在新的阶段采取实用和温和的改革方案。[11]

上述归纳充其量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即使上述十大规律抓住了大多数革命的核心特征,我们也无从得知革命发生的根源是什么,更不能知晓为何革命发生在特定时刻特定地点。我们需要真正的解释性理论假说。

(二)第二代革命理论:广义理论

第二代革命理论雄心勃勃,致力于发展广义理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中国家在谋求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政治暴力,包括革命、内战、骚乱和军事政变等。政治秩序和政治失序成了学术热点,关于革命的几大理论视角也应运而生,包括现代化视角、心理学视角和资源动员视角。

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对现代化与革命之间关联的探讨。争论的焦点在于,现代化是否必然导致政治失序?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指出,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变革催生了社会新兴集团参与政治的巨大需求,而既有政治制度无法吸纳快速膨胀的参与压力,此时新兴集团就会用暴力摧毁旧的政治制度然后创造新的政治制度,于是革命就发生了。革命是政治参与的极端形式,革命的原因是政治发展落后于社会经济变革引发的政治参与压力,革命烈度的测量是政治参与的速度和广度,革命成功的标志是新创立的政治制度足够权威和稳定,能够满足扩张的政治参与需求。[12]

现代化一定会带来革命吗?梯利对此表示怀疑。梯利认为,“现代化”这个词太模糊,“革命”也是个富有争议的概念,不如用“工业化”或者“人口膨胀”替代“现代化”,用“不稳定”、“暴力”和“政治冲突”替代“革命”,亨廷顿界定的革命只不过是政治冲突的极端形式。梯利批评道,亨廷顿的革命理论是脆弱的,无法帮助我们预知革命何时到来。假如我们回到1788年,根据亨廷顿的理论也无法预判1789年将会发生法国大革命。因此,亨廷顿的理论不是预测性的,只是一种导向,呼吁我们关注现代化这样的宏观社会变迁。梯利呼吁,我们需要剖析革命的各个组成部分而不是把革命看作一个整体现象(unitary phenomenon),需要先区分各种形式的冲突再界定它们之间的联系,需要精确地考察城市化或政治集权如何影响社会集团的动员,需要探索权力结构变迁如何影响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13]

相对剥夺感理论探讨革命的心理基础,认为宏观社会变迁会带来大众心理变化,进而催生革命。这一理论的代表作当属格尔的《人们为什么要造反》。[14]格尔提出的“相对剥夺感”概念不是指个人与他人相比较导致的心理不平衡,而是指社会供给与个人预期的差距。格尔认为,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价值期望(value expectation),而社会则有某种价值能力(value capacity)以满足个人期望。当社会的价值能力低于个人的价值期望,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革命的产生源于一个“挫折-反抗机制”,人们相对剥夺感越强,造反的可能性就越大,造反带来的破坏性也越大。

相对剥夺感理论有明显的缺陷。一定程度的相对剥夺感在每个社会都存在,但不是每一个社会都会爆发革命。这说明,相对剥夺感引发革命还需要其他条件支撑,比如意识形态帮助人们分析压迫根源和指明解决之道,还需要有效的组织、充足的资源和恰当的机会,否则苦大仇深未必导致革命。[15]还有,并不是每个参加革命的人都是由于相对剥夺感,也有可能是其它动机,比如利益计算、机会主义和理念认同等。[16]

相比于现代化视角的宏观变迁和相对剥夺感的微观愤恨,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处于中观层次,关注政体反对者何以能够实现集体行动。资源动员理论认为社会心理学视角的相对剥夺感不是大规模反抗运动出现的充分条件,革命的发生还需要发起者和参与者调动足够的资源。

梯利提出一个动员模型来解释集体行动的产生和发展。[17]在他看来,集体行动受到这几个重要因素的影响和塑造:参与者的利益算计(interest)、组织能力(organization)、动员能力(mobilization)、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阻碍或推动因素(repression/facilitation)、政治机会或威胁(opportunity/threat)、社会运动群体的力量(power)。该模型的核心是社会运动的动员。梯利认为,动员能力受到两大因素决定,一是社会运动成员所掌控的生产因子总量(包括人口、土地、资本和技术等资源),二是把这些生产因子转换为社会运动资源的能力,而这又取决于运动参加者的利益及其组织能力。

麦卡锡和左尔德也认为,社会运动参与者所能调动的资源对于集体行动至关重要。[18]他们试图解释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为何会出现众多的社会运动。他们的答案是,其原因不在于相对剥夺感或社会愤恨增强了,而是社会运动参与者可利用的资源大大增加了。比如,白领工人和学生在社会中比重增加,相比于蓝领工人,他们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增多了,更有条件参与社会运动;还有,供社会运动组织利用的钱财资源也增多了,募捐手段多样,捐款来源众多,都使得社会动员更加便利。但资源动员理论把个人怨恨作为常量,或许过分贬低了社会愤恨的作用,也许最多只能解释诉求温和的小规模社会运动,[19]对于革命这样诉求激进的大规模暴力事件,单单依靠资源动员来解释恐怕力有不逮。

(三)第三代革命理论: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理论主要讨论政权、精英和大众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特征是如何影响革命的。结构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作无疑是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20]她的著作强力附和了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即“革命是到来的,而不是造就的”(Revolutions are not made; they come)。[21]斯考切波选择了从1787年到19世纪初期的法国革命、从1917年到20世纪30年代的俄国革命和从1911年到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革命作为其主要案例。斯考切波基本理论要点是,三国革命背后都有共同的结构性关系(国家与国家关系、国家与阶级关系以及阶级与阶级关系),正是这三类关系循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条路径促发了革命。首先,自上而下地看,三国都是传统农业国家,在对外战争中失败或者面临外部威胁的情况下,政府合法性受损,继而启动改革和增加税收,但是改革和增税遭到统治阶级的抵制,于是政权与统治阶级分裂,国家旧体制在上层解体了。其次,自下而上地看,传统经济下的农民在外部冲击下相当脆弱,当农民组织性很强且独立于其他阶级,农民就会发起自下而上的反叛。上层旧体制解体和下层农民反叛一起导致了革命的发生。

斯考切波的研究开启了大量关于政权、精英和大众三者关系的研究。古德斯通强调,关键问题有如下几个:(1)政权是否有足够的财政和文化资源来履行其职能,无论是自我设定的职能还是精英和大众期待的职能;(2)精英是否团结一致,还是四分五裂或者极度分化;(3)精英中的反对派是否与大众抗争有着紧密联系。[22]

如果一个政权不能充分汲取各种资源,就不能很好地履行职能,其统治就会无效(ineffective);如果一个政权的作为不符合社会中的宗教信仰、民族情感和正义理念,其统治就显得不正当(unjust)。无效和不正当的政权很容易失去精英和大众的支持。[23]

精英分裂和背叛几乎与革命如影随形。没有一个政权能够仅靠一人统治,最高统治者需要一个统治联盟,政权的存续需要强有力的精英支持。统治者可以利用精英之间的争斗,采取招募、利诱、威慑、分化和瓦解等策略来强化自己的统治联盟,但几乎不太可能收服所有精英,因而总是面临来自其他家族、政党或派系精英们的挑战。被政权排斥在核心圈之外的精英总是心怀不满。有很多研究表明,精英分裂和背叛是诸多革命的先导。[24]当然,四分五裂的精英反对派不会对统治者形成什么实质性的挑战,真正的挑战来自精英的极化(polarized),即有那么几个团结一致的精英团体成为政权的强力反对者。然而,精英分裂和背叛的后果不一定就是革命,也有可能是政变或者改革。[25]精英分裂和背叛要促成革命,还需要借助大众动员。

大众动员和反叛是革命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出于贫困或不平等等原因,大众感到不公,对政府心生怨恨。农民叛乱是革命研究中的重要分支,丧失土地、食不果腹以及地租、税负或其他负担过高都会让农民铤而走险;[26]工人会因为找不到工作或者物价暴涨走上街头;精力旺盛且富有激情的学生因为就业难或其他社会不公也会走上抗议之路。集体行动对于大众动员至关重要。既有的地方性组织(比如村社、工会、学生会、行业协会等职业团体)为大众动员提供了渠道或平台;人际关系网络、共享工作或学习场所以及街坊邻里也可以促成集体行动;此外,上层精英的组织动员也是关键机制(如共产党发动工人和农民参加革命)。

结构主义的革命研究有很多,基本可以分为三大类:分别从社会组织结构、阶级结构和国家结构三大视角来解释革命。

首先,从社会组织结构角度,康豪瑟的大众社会(mass society)理论颇有影响力。[27]在康豪瑟看来,一个社会在结构上可分为三个层次:政治精英、中层组织和民众。中层组织是连接民众和政治精英的纽带。传统社会中存在很多以村落和血缘为纽带的社会中层组织,当现代化进程破坏了传统中层组织,而现代型的社会中层组织尚未发展起来时,大众社会就出现了。在大众社会里,精英可能直接操纵民众进而催生极权政体,民众也可能借助民粹主义手法直接控制精英。康豪瑟理论的核心是,发达的社会中层组织可以降低超大规模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可能性。然而,资源动员理论对大众社会理论提出批评,认为恰恰是发达的社会中层组织和紧密的人际网络促进了社会动员,使得社会运动蓬勃发展。[28]到底谁对谁错?赵鼎新认为,西方社会学者对康豪瑟大众社会理论的批判全是错的,其原因在于,“康豪瑟所探讨的是那些改朝换代式的、大型的革命和社会运动的动员,而其批判者所关心的均是一些发生在当代西方国家的中小规模的改良型社会运动的动员”。[29]

其次,阶级结构也是理解革命的重要视角。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抗的革命观是这方面的典型。西方后来盛行的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认为,不同的生产方式会引发不同的阶级矛盾,有的阶级矛盾会导致革命,而另外一些阶级矛盾可能只会导致改良型的社会运动。巴林顿·摩尔的研究就是这方面的典范。[30]在摩尔看来,英国农业生产方式彻底商业化了,资本主义发展和圈地运动使得地主变成资本家,农民变成了工人。资产阶级在光荣革命后与国王达成了妥协,议会民主赋予了资产阶级的参政议政权力且极大地限制了国王的专断权力,国王获得了资产阶级的税收支持,资产阶级与国王又转而联合压制工人和农民的反叛。相反,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和科举制抑制了农业商业化,在西方列强胁迫和资本主义入侵之下,农业商业化程度依然很低,地主没有转变为资产阶级,农民也没有变成工人。小农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冲击下,许多农民破产,生活无着,于是揭竿而起参加革命。

最后,国家结构对于革命也是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社会阶级和经济结构都是以社会为中心的视角,而国家中心理论则强调国家结构对革命的影响。以国家为中心的革命理论肇始于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31]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认为法国革命的根源是路易十四的集权极大地削弱了贵族的权威和职责,使得一切问题和矛盾直指以国王为代表的国家。传统社会结构有三层,包括国家--贵族--农民和家庭,其中贵族是平民和国家之间的缓冲器,对于社会稳定非常重要。贵族在地方享有很大权威,也掌管地方事务,平民有什么需求和怨气,往往找贵族解决。路易十四夺取贵族权力之后,贵族保留了原来的特权,但丢弃了原来的地方治理职责。国家直面原子化的平民,而平民有任何问题和怨恨,都直接找国家,许多地方性的经济问题都变成全国性的政治问题。在托克维尔看来,抽调贵族这一中间缓冲层的国家结构孕育了法国大革命。上文提及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也是国家中心理论的重要著作。与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斯考切波反对国家只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认为国家集团对于统治阶级有着“相对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有着自身的利益和意志。正是因为国家有着自身的结构和性质,才有了国家政权与统治阶级分裂以及旧体制崩溃的可能性。

以国家中心的革命理论还讨论了以下几方面结构性因素对于革命的影响:传统国家与现代民族国家结构性差别、不同政体类型之间的结构性差别以及国家在官僚化程度、对不同政治势力的吸纳能力和对社会的渗透能力三方面的结构性差别等。[32]

结构主义革命理论对于人的主观能动(agency)的忽视招致了不少批评。除了结构,革命领袖和意识形态对于革命的领导和动员都具有重要作用。有学者认为,斯考切波等人的结构主义无异于机械的结构决定论,对革命领袖人物在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几乎没有提及。如果革命者平庸无能,就算条件具备,革命也不一定会发生。[33]邓小平就说过,在中国革命中,“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34]

鉴于此,古德斯通的革命理论综合了客观结构性力量和偶发性力量。[35]在古德斯通看来,革命就像地震,是一个复杂的突发过程。他认为革命的原因包含结构性因素和突发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包括人口变迁、国际关系变化、不均衡或依附性的经济发展、针对特定集团的社会排斥以及个人化政体(personalist regimes)的演化等。这些结构性因素逐渐瓦解既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催生出一个“不稳定均衡状态”(unstable equilibrium)。然而,革命的最终爆发还需要突发性事件的助推。突发性事件可能包括通货膨胀加剧、战争失败、偶发的社会骚乱和示威以及政府对社会抗议的不当处置。如果一个社会处于稳定的均衡状态,即使突发事件频发,统治者在危机面前有强大的应变处置能力,革命依然不会发生。

革命的爆发和旧政权的崩溃只是革命流程的一个初始片段。结构性因素也许给革命搭好了舞台,但后续的系列剧目同样需要详细考察。这就不得不讨论革命的过程和结果。

三、迈向第四代革命理论:关注过程

第一代革命理论限于描述,第二代广义理论和第三代结构主义理论都侧重于解释革命的起源,第四代革命理论则更加关注过程。革命冲突是如何发端与展开的?革命动员是如何进行的?意识形态、政党与革命领袖是如何影响革命进程的?这些都是第四代革命理论的关注点。[36]

革命之前存在的社会网络通常成为便利的动员渠道。革命领袖和积极分子往往依靠社区、职业、协会和朋友圈等构成的社会网络招募新成员。比如,尤森发现,参加社会运动的人往往是那些经常参加社区各种政治活动并经常与亲朋邻里讨论政治问题的人;[37]斯诺等人的研究表明,大多数人第一次参加社会运动都是通过亲戚或朋友介绍的。[38]顾尔德把社会网络与社会动员的关系研究推进了一大步,通过对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动员过程的探究,他认为关于微观动员机制的讨论局限在个体层面的社会联系和单一性的网络,而社会网络的结构和复合性(包括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络)对于动员更有解释力。[39]

空间环境对于革命动员也很重要。威权主义国家可以压制独立社会组织的发展,但不可能阻止同一居住和工作环境下的人际互动,而恰恰是这些同一空间环境之下的人际互动有助于革命动员。[40]即使缺乏正式组织和网络,空间结构也可以通过以下机制为动员提供便利:谣言和小道消息的扩散、在同行压力下被迫参与、提供特殊的聚会场所、不同团体的模仿和较劲以及近距离的沟通联络等。

毫无疑问,社会组织对于革命的整个过程都至关重要。这就不得不讨论一种特殊的组织:革命政党。革命政党从诞生之初就旨在通过暴力夺取政权。革命政党为革命行动提供意识形态、组织保障、行动纲领、革命领袖和革命积极分子。共产党在俄国和中国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很好的例证。

身份认同对于革命动员也极为重要。如何让参加者对于革命事业产生情感认同并为之献身,革命者群体的共享身份认同就显得至关重要。为此,精英分子或革命领袖需要创设新型的身份认同或利用既有的身份认同,使参加者共享某种怨恨和某种期盼。[41]在共产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有了阶级意识之后,才从“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当然,创造和维持这些“抗争性身份”(protests identity)需要借助意识形态、文化框架(cultural frameworks)和卓越领导力。[42]

意识形态和文化框架影响人们如何解读社会不公和政府失败。革命前夕,人们的认知从来都不是结构性条件的直接投射。[43]贫富差距、社会剥削、战争失利、饥荒和财政崩溃等可能被归因为自然灾难或不可避免的事件而不是政府的无能和腐败。同样的悲惨境况,解读不同,其后果也就不同。哪一种解读被广为接受取决于政府和革命领袖在操纵和塑造民众感知的竞争中谁能胜出,而两者竞争的秘诀就是把当下境况和行动与既有的文化框架和精心建构的意识形态联系起来。[44]缺乏有感召力的文化框架或意识形态的革命动员很难成功。

革命领袖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革命领袖的使命主要是为革命提供两个最关键要素:愿景和组织(vision and organization)。有研究表明,革命领袖有“以人为中心”(people-oriented)和“以任务为中心”(task-oriented)两种类型。[45]“以人为中心”的革命领袖主要负责提供革命愿景,描绘未来全新的秩序和生活,激发追随者,塑造共同的身份认同,赋予革命参与者以力量感;“以任务为中心”的革命领袖则是务实型的实干家,制定具体策略、落实行动方案、筹集和掌管各种资源以达成目标。两种类型领袖恰好对应成功动员或治理的两大维度:正当性和有效性。[46]两种类型革命领袖的紧密合作对于革命成功至关重要。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列宁和托洛茨基、毛泽东和周恩来、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等。

四、革命的结果

在那些赞颂革命的人看来,“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是正面的、光荣的、积极的和进步的,革命带来了新社会、新秩序和新生活。然而,就革命结果而言,研究表明事实远非如此简单。

革命在社会平等、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有复杂的影响。革命者都宣称要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但革命并不一定会带来社会平等、政治包容和经济繁荣。[47]

首先,很多革命伴随着大规模的社会资产再分配,尤其是土地再分配。[48]但新政权很难维持革命带来的社会公平,掌权者和部分社会集团享有更多的财富和特权,[49]革命家可能沦为“新阶级”。[50]在墨西哥和埃及,曾经激进的、民粹主义式的经济发展计划被抛弃,新政权重新拥抱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并导致新的不平等。[51]

第二,在政治体制方面,革命的结果也是复杂多样。有些革命催生了开放的民主政体,另一些革命造就了封闭的威权或极权政体。[52]新政权若是面临国内外强敌的挑战,就容易变成威权政体,要么是个人独裁式的(如拿破仑),要么是一党统治式的(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如若旧体制的崩溃符合国内外期许,新政权没有外部威胁或者享有外国支持,领导人向往民主,那新政权很可能会成为民主政体,此类例子可以在1986年的菲律宾、1990年的南非和1989-1991年间的东欧国家的革命中找到。[53]

第三,革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众说纷纭。有学者发现,在长期经济绩效方面,革命政权比不上没有经历革命的政权[54],其部分原因或许是革命政权在革命前后有过太多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精英分裂和冲突。[55]革命往往使得新政权更加集权和科层化,[56]革命过程中破旧立新的高度强制力可能使得新政权急于且能够掌控经济,而这恰恰扼杀了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57]另一种说法是,革命可以打破原来的社会结构,大规模再分配土地,消灭地主阶级,为后续的工业化扫除障碍;如果没有革命力量打破传统社会结构(比如印度种姓制度和地主势力没有经历革命性破坏),那么社会变革阻力重重,发展举步维艰。[58]

恰当评估革命结果或影响还面临一个研究方法上的挑战。我们需要仔细设计研究,以鉴别出革命的净效应。很多变化,也许并不是由革命带来的,而我们将其归功于革命。如何剔除干扰变量的影响,有效无偏地识别革命的因果效应,这是一大挑战。

五、总结:方法和前沿

革命是重大的政治和社会现象。本文梳理和总结了四代革命理论,归纳了这些理论是如何定义革命、解释革命起源、探索革命过程以及考察革命结果的。

关于革命的研究中,理论视角是多元的,研究方法也是多元的。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基本上分为三大类:案例研究、微观分析和定量分析。案例研究是最传统的革命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方法(单个案例或比较案例分析)往往以国家为单位并考察体系层面的宏观因素,比如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家、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关系,民族或大型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框架,国家层面社会流动性、国家债务和人口增长等宏观变量。微观分析将研究层次降低到个体,或者说由个体组成的集团,侧重研究对集团的激励,个体对集团的认同,革命领导力以及探究个体为什么会参与革命活动,社会心理学和理性选择模型是常用的理论视角。定量分析力图克服案例研究发现的不可推广性,搜集全球不同地区的革命数据进行大样本统计分析,试图找出革命条件和活动之间的普遍规律。[59]

然而这些方法也面临着挑战,有学者专门梳理了发表于1970至2009年之间关于革命的案例研究,并集中讨论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案例选择问题。[60]运用内容分析等技术手段,作者发现革命研究中的案例选择并不是一个“自觉的”过程,有关案例选择标准以及研究设计的共识依然很少。大量研究是以资料的易得性为基础进行案例选择的。从研究的对象上看,传统的大革命诸如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数量较少,相反一些相对次要的革命,如尼加拉瓜革命,是研究次数较多的。重要性似乎并不是学者们选取案例的标准。这迫使我们反思革命研究中知识积累的有效性问题。

学术界一直在推动关于革命的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被不断发掘。最新的研究进展可能是有关“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的研究。“反革命”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当中被建构为一种最大之“恶”。然而事实上,“反革命”一词最开始由孔多塞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创造,最初仅仅是表达反对革命的政治抉择,并非必然要求返回到旧政权,其前缀counter更多表示的是革命的反方向,也并不必然蕴含价值判断。[61]在当代的话语中,“反革命”一词得到了空前的泛化,其既以价值中立的姿态应用在对某类事物和知识传统的反动上,也被用作表达某种贬义的价值判断。即便是反革命案例内部,也是非常多样化的(比如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抵抗共产主义革命风险的印尼独裁领导人,苏俄内战当中的白军,甚至是“阿拉伯之春”中的埃及都被视作反革命的案例来研究)。与革命的风起云涌相比,反革命力量和活动受到的关注可能少很多。这些有限的关注主要来自哲学对于反革命的讨论,以及历史学对反革命过程的研究。这些成果固然推进了反革命研究,但是普遍缺乏社会科学的方法与问题意识。在社会科学研究当中,革命与反革命的文献呈现出了压倒性的不平衡。早期文献对于反革命的关注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学者们的主要兴趣在纳粹党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反革命上,这造成了比较研究中“反革命”的缺位。

事实上,革命与反革命都是塑造我们政治世界的两种重大力量。在晚近的研究当中,“反革命”更多地被宽泛地定义为主导精英为了对抗自下而上的推翻现行秩序的力量而保卫现状的行为。有学者探究了反革命对于政治秩序以及政党形成与存续的重要影响,对后殖民时代五个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反革命案例进行考察,研究发现了具有“反革命”背景的政党与“革命”政党都具有令人惊讶的存续能力,并在精英集体行动以及统治制度两个维度挖掘出六个因果机制来解释这一现象。[62]通过对1848年革命当中普鲁士反革命力量和活动的研究,学者发现,与革命的快速且集中的爆发不同,反革命活动往往是缓慢而有意识地系统地展开,在巨大的危机面前,反革命力量展现出了令人惊讶的适应性:相对于革命者,保守派丰富的经验与完备的国家机器展现出了更强的集体理性,使得它们能迅速从早期的冲击之中恢复过来,并精心策划反革命方案,从而一步一步恢复过往的专制统治。[63]也有学者通过欧洲与东南亚五个国家的比较来探究乡村与中产阶级在反革命活动中的不同作用,作者认为极右翼势力的上台最好被放在“革命—反革命”的框架当中来理解,城市中产在不同案例当中发挥了不同作用,但是农村在许多反革命案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64]

尽管反革命是对革命问题的重要补充,但是该领域的文献依然处在十分匮乏的状态。关于反革命的研究也有一系列问题等待我们去回答:比如,反革命更有效的定义,反革命的构成是怎样的,不同种类的反革命制度(如法西斯政党和君主政体)是怎样运作的,反革命的崩溃是怎样的。在更微观领域,也有许多问题需要解答:比如,反革命力量的学习机制、情报收集、应对策略、可用资源、联盟和分裂以及反革命的影响等。所以说,“反革命文献的产生已经大大地迟到了”。[65]

关于革命的研究汗牛充栋,学术界做出了伟大的探索。但是,除了反革命研究的系列问题,依然有很多其他问题悬而未决,有待进一步研究。比如:革命从何时开始又是何时结束的?如何确定其时间点和边界?革命与社会运动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如何处理和分析革命流程中的结构和能动的关系?革命如何算是成功了如何算是失败了?界定成功和失败的临界点在哪里?暴力一定是革命的必备要件吗?如何看待和解释没有暴力的革命(nonviolent revolution)?为什么有些革命比别的革命更加血腥和暴力?在哪个时间范围内探讨革命影响时合适的?如何区分长期影响和短期影响?什么样的研究设计能更好地帮助我们鉴别革命的因果效应?此类问题还有很多。



相关注释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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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Samuel P. 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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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81页。

[16]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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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187-189页

[20]Theda.Skocpol,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 and China

[21]Theda.Skocpol,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 and China, p.17.

[22] Jack A. Goldstone, “Toward a FourthGeneration of Revolutionary Theory”, p.147.

[23] Jack A. Goldstone, “Toward a FourthGeneration of Revolutionary Theory”, p.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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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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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

[32]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109-131页。

[33]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120页。

[3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45页。

[35]Jack A. Goldstone,Revolution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2014, pp.10-25.

[36]JackA. Goldstone, “Toward a Fourth Generation of Revolutionar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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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Dan Slater and NicholasRush Smith, “The Power of Counterrevolution: Elitist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in Postcolonial Asia and Africa”.


来源:《比较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11—30页

原文:治乱之道:革命理论回顾与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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